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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07年3月10日
地点:香港中环
 
“協和沙龍” 二零零七 中國專題系列 – 中國政治
主講:             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公共行政系教授 王紹光
鳳凰衛視高級評論員 何亮亮
                 
主持人:麦坚实律师行何菁
积极参与发言者:蒋茂林、盧平欣、海江、潘羽翔、潘东辉、王立秋等
現場錄音、文章撰寫:王英辰、楊詠芳

何亮亮 ------- 最好的時代,最壞的時代

有人把[河殇]、[走向共和]、以及最近熱播的[大國崛起]稱爲三部曲是有道理的,因爲它們在某种程度上都反映了中國知識分子和一部分精英階層對國家民族命運的思考以及對其他國家崛起的反思。

中國和[大國崛起]中提到的諸如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英國、法國、俄羅斯、日本、美國不同,中國不是一個崛起的國家,而是一個復興的國家。中國曾經是歷史上的強國,現在是衰落后的復興。曾經和中國一樣有著光輝歷史的埃及、印度,早已今非昔比。中國的復興的確是一個很特別的現象。

對中國來説,現今是一個最好的時代,也是一個最壞的時代。

所謂“最好的時代”,即最近的二百年,以全球化為參照系,中國進入了史上又一個黃金時期: 經濟的騰飛,資訊的發展,國際地位的與日提高。三月十四日美國的《Newsweek》刊登了一篇文章,提出了一個很有趣的問題:“爲什麽西方就是不了解中國”。根據所有西方的標準來論斷,中國是不可能成功的。但是,中國成功了。西方社會慢慢認識到,中國正在一個法制並不健全、政治權利集中的環境下,以其特有的模式,穩固的發展。

所謂“最壞的時代”,是指中國在改革復興的過程中,出現的以上海為代表的“官商勾結”。這種模式與憲法、黨章所灌輸的意識形態並不一致,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講,現今的中國也進入了一個“最壞的時代”。最近國内熱播的電視劇《大明王朝一五六六》,從歷史中反映中國官場的潛規則,不近人情的清官海瑞再次贏得了百姓的緬懷和尊敬。然而,不可否認,“官商勾結”的模式確實推動了經濟的發展,且縱觀全球,日本、美國,無不是在 “官商勾結”中發展着。

目前中國在國際上的大國地位,並非中國領導人成竹在胸的藍圖規劃,而是順其自然,甚至是不自覺的水到渠成。從尼泊爾、緬甸、泰國,到越南、蒙古、朝鮮,亞太周邊國家對中國的依附格局已慢慢形成。去年中國成功邀請48位非洲國家領導人,聲勢浩大地在北京舉辦中非論壇,更是讓英、美、日等國側目。現今的中國,可謂順時代之大潮,在國際社會逐漸擔當起重要的角色。在當今這樣一個全球化的時代,中國的這次復興和歷朝歷代的輝煌有著本質的不同。

另外一個有意思的現象是中國人開始回歸歷史,重溫我們幾千年沉澱下來的精神資源:百家講壇重讀《論語》、《莊子》、《三國》,一部部歷史正劇諸如《大明王朝》、《漢武大帝》的熱播,這在世界其他國家是不多見的。

何亮亮與現場觀衆精彩問答摘錄:

Q:處於一個最好的同時也是最壞的時代,要變通持續地發展,中國目前最缺乏的是什麽? 
A:中國人最缺的還是精神資源,中國人沒有信仰。不同于很多西方國家,中國人的意識裏沒有一個敬畏的對象,沒有一個精神的依托,於是中國人無所畏懼。這是最好與最壞的另外一個方面。

Q:您把上海幫稱爲共產黨先進性的代表,您對上海有怎樣的預期?  
A:上海之所以在中國有如此之大的影響,是因爲她創造了自己的模式。上海通過對内改革、對外開放,把一個灰蒙蒙的城市改造成亞洲最好的城市之一,這個所謂的上海模式可以說是挑戰權威,因爲首都北京也沒有如此成功。當然,另一方面,上海正在進行的私有化引起了中紀委和中央的關注,這又是一個最好和最壞的結合。

Q:中國一方面要進行市場化、私有化,另一方面又強調創建和諧社會。這本身是一個矛盾,因爲市場化、私有化勢必帶來兩極分化,帶來不和諧。中國能否魚與熊掌兼得?
A:執政黨正在摸索和學習。縱觀中國官場的歷史,我們執政者所表現出的精致的控制能力,是世界其它官僚體制所望塵莫及的。 

Q:當前中國是一個自上而下的社會結構。隨著中產階級的不斷壯大,未來中國社會可能出現哪些變化?
A:從自上而下到自下而上的結構轉變勢必是一個緩慢的過程。尤其在中國,公民社會的形成還是一個很模糊的設想。中國的中產階級同樣買車買樓,但是缺乏政治熱情。換句話說,我們的中產階級可能並不需要政治權利,並不嚮往公民社會。以台灣為例,那裏民主大行其道。但是台灣卻成爲了大陸民衆公認的反面教材,因爲民主選舉沒有給台灣帶來任何經濟效益和實質好處。不僅如此,普選的最終結果還是由少數幾票決定,台灣的中產階級並沒有真正的話語權。台灣的嘗試給大陸的啓示就是這樣的民主不要也罷。

Q:對於一個擁有13億人口的大國,完全自上而下的管理結構是否合理?有沒有更好的模式可以借鑑?
A:完全轉變管理構架應該不在北京的時間表上,更可行的方案是在現有體制下做相應的微調,對於可能出現的重大問題做出充分的估計和準備。在我個人看來,即使體制完全不變,我們都可以做得更好。比如推行由群衆選舉人大代表;又如取消統戰部開支,實行八大民主政黨自給自足。總之,在憲法的框架裏加入一定的靈活性,就能很好地實現社會主義民主政治,而且不會造成社會動蕩。

Q:從最早的《紅樓夢》到《三國》、《論語》,百家講壇用一種近乎炒作的方式調侃中華文化的精髓。這是否是教育的缺失? 
A:這正是中國特色。因爲中國人沒有讀書的習慣,借助電視這樣一個大衆媒體向百姓普及中華文化是一件很難的事。當然,這也引發了這樣那樣的問題,比如孩子們可能只是因爲易中天說周瑜是帥哥而記住了周瑜,但這是中國快速發展所帶來的不可避免的並發症。

王紹光 ------- 偉大的轉折

第79屆奧斯卡金像獎最佳紀錄短片是由旅美華人女導演執導的《潁州的孩子》,講述的是安徽潁州農村艾滋病感染者及其家人的故事。對於不了解中國艾滋病現狀的人,這部片子確實引發了不小的震撼和擔憂,這也是它得獎的一個重要原因。

這部片子後續有三個事件:第一,据一位在當地專門從事艾滋病防治工作的朋友反映,影片播出短短一年間,潁州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特別是片中揭露的對帶菌病人的歧視現象已經基本不復存在。第二,就在影片播出的同時,英權威醫學雜誌《柳葉刀》發表了一篇“關於中國艾滋病防治現狀”的文章,算是對影片的一個注腳。文中提到中國政府在近兩年加大投資,艾滋病防治工作取得了突破性進展。第三,一位中國國務院發展中心的部長對於《柳葉刀》的文章做了一個非常簡單的批語:“中國的制度下,要辦好一件事,其實非常容易。”

Karl Polanyi的著作《偉大的轉折》寫的是英國在現代化進程中歷經的幾個重大轉折。他指出,人類社會的發展是一種雙重的運動:市場的發展會帶來經濟的騰飛、科技的進步、和一系列的新鮮事物;然而,完全放任的市場發展則會對人、環境、貨幣帶來損傷。

在中國改革初期的20年,可以說只有經濟政策,沒有社會政策,一些原有的在醫療、教育方面的福利也被政府取消。在最近的7、8年間,社會政策陸續出台:

v       1998年西部大開發,旨在縮小地區差距,打響了社會政策第一炮;
v       2002年推出城市最低收入保障計劃,民政局全面監督,旨在扶貧城市,關懷8千萬下崗工人;
v       2003年SARS爆發,公共衛療體制遭遇重大挑戰。對比80年代和近10年人均壽命及醫療開支數據,可以說中國政府花了更多的錢,卻沒有達到更好的效果。2003年政府推出合作醫療計劃,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農民個人各出10元錢改善農村醫療衛生條件。到2006年,新型合作醫療計劃已經覆蓋了48%的農民,這是了不得的成就。政府為今年定下的目標是80%; 
v       2004年出台農業政策,旨在解決三農(農村、農民、農業)問題。2004年以前三農問題及其嚴重,農民怨聲載道。2002年一位作家朋友親訪湖北農村,一位80多嵗高齡的農民感慨“雜稅太重、貪官太多,末世近矣”。2004年的廢稅政策,從減免農業稅到2006年撥款補貼農民開支,取得立竿見影的效果。去年作家朋友再見那位老農時,他大讚“太平盛世”;
v       2005年主抓教育改革,免去中、西部貧窮地區學生學費, 1億5千万農民的孩子受益;
v       2006年出台廉租房政策,到目前爲止覆蓋675個城市中78%人口,總計60万人從中受惠。 

引發這一系列變化的背後驅動力有兩個:第一,93、94年財政改革使得中央政府手裏有錢了。在此之前,中央的財政收入佔GDP的4%,僅國防支出就讓政府入不敷出。沒有錢的政府自然沒有資源做福利。改革后這個比例達到了20%。當然,20%在發展中國家中還處於較低水平,與發達國家更是相去甚遠。第二,中國政策議程設置(agenda setting)的轉變使得政府更加接近民意。最新的議程設置來源包括6個方面,其中一個為“外壓型”,即議題因外部壓力被提上議程。中國的外壓型議題主要來自互聯網。2002年中國網民超過兩千万,人群不再局限于精英階層,探討的議題也更加廣泛和深入。國務院于2004年設互聯網内參,負責每天向決策者反映互聯網上老百姓關心的問題。這對於中央把握民意是非常有效的。兩個驅動力相輔相成,使政府從政策制定方向到政策執行能力都發生了質變。這也讓我們對中國的未來更加樂觀。

王紹光與現場觀衆精彩問答摘錄:

Q:希望工程曾經風風火火,雖然當時資金不足,出現了諸如給教師打白條的問題,但是校方和學生們在關注中心存希望。很遺憾,這個項目跟進不足。目前雖然基本解決了學生學費和員工工資問題,這種“要飯政治”還是讓學校一窮二白,寸步難行。以安徽大別山一所學校為例,電腦還是4年前的電腦,5年前的腰鼓隊也解散了。解決了表面問題卻無法長期發展,希望工程路在何方?
A: 希望工程是中央團委發起的非政府組織(NGO),工程本身也取得了很多成果,特別是硬件設施得到了很大改善。但是,由政府機構參與一個非政府組織,這本身就是一個悖論,結果形成了出現問題時不找政府找民間組織的誤導。其實,希望工程這筆錢相對于中國教育的投資不過滄海一粟、微不足道,很難做規模性的統籌配置。所以說,那所學校是既沾了希望工程的光,又吃了希望工程的虧。

Q:您剛才提到偉大轉折所需的兩個條件,我個人認爲這兩個只是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應該還缺少一個制動力以保證政府作出正確的決定。這第三個條件是什麽?
A:我同意民主是解決的思路,但是我質疑把民主跟某种既定的形式連在一起。亞厤士多德講過,一個通過選舉產生領導人的體制是貴族的體制,一個通過抽籤決定的體制才是民主。放眼當今世界,美國也好、台灣也好,選舉背後是無不是強大的金錢支撐。挪威是世界上最廉潔的國家之一,但是,一位挪威的國會議員就曾經跟我講,“what you call corruption, we call democracy”。

Q:如果我們理解的所謂民主不是最好的解決辦法,怎樣平衡決策者和普通大衆的利益?
A:我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目前中國政府所作的一些嘗試:第一,在哈爾濱和浙江某些地區試行“參與式的預算”,即公開本地政府預算開支,由民衆集體討論預算方案。這在全球民主範疇内也屬於非常先進的做法。第二,在浙江等地試行“討論式的民主”。不同于“選舉式的民主”,即假設人們對既定的選項已有確定的傾向,單純地透過投票表達傾向;“討論式的民主”建立討論平臺,允許人們在討論中改變傾向。當年李大釗所談論的民主就包含了許多討論的元素。這些嘗試強調了大衆的參與性,這也許就是我們剛才提到的第三個條件。

當然,第三個條件的討論並無定論。現在很多歐美國家也逐漸意識到選舉民主的局限性,從而進行各種嘗試。英國、加拿大就曾經出現過“市民陪審團”(citizen jury),幾千人的陪審團完全通過抽籤選出,目的是更全面公平地反應民衆的意見,將因選舉可能產生的偏見降到最低。

總之,我不是要反對民主,而是希望接受更廣泛意義上的民主。剛才提到中國老百姓在探索我們發展路上丟掉了什麽東西,第三個條件是什麽。我所擔心的是很多人以爲我們已經有答案了,歷史已經終結了,西方已經給我們提供了一個標準模式,這是非常危險的,因爲西方的民主是有問題的民主。

Q:國有企業在中國政府稅收中擔當什麽角色?
A:中國國有企業改革后,國企近幾年的盈利和利潤率都非常高。但是由於歷史原因,國企的利潤並不上交中央。最近有人提議建立國有資產財政,將國有企業納入中央財政預算。在歐洲國家,國有企業上交其50%的利潤。如果中國如法炮製,這將意味著4500億元財政收入的增加,這筆錢可以用於解決農村醫療、農村教育等方面。

Q:何為民主?它對於中國的實踐意義是什麽?
A:早期的民主是by luck, 不是by election。我非常建議大家多讀些老書,因爲幾百、幾千年前人們的觀點有時更有遠見卓識,對當今的問題更有指導意義。我們常常拿今天的中國和過去的歐洲、美國做比較,其實大家不妨看看那個歷史背景下人們寫的東西,你們會詫異于他們的開放態度。當然,完全照搬西方的做法未必能解決中國的問題,真正的解決之道需要我們在實踐中慢慢摸索。

我最近正在研究中國體制的優勢,結論是我們的學習能力非常強。剛才講到的社會政策的變化,西方用50年、100年成形的東西,中國8、9年就能完成。不要以爲那是因爲西方國家已經走過了彎路,所以我們學起來特別省力。要知道,人不可能從別人的成功或挫折裏學習,只能在親力親為中成長。從這個意義上講,人是沒有記憶的。所以,不是一個《大國崛起》就能為中國的發展指明方向,我反而更加看重我們政府正在進行的各種嘗試。現在,中央鼓勵地方政府作各種創新,這種開放的態度是非常鼓舞人心的。

Q:您如何看待慈善?
A:我們經常在周末香港街頭見到慈善組織的募捐活動。其實,香港NGO的預算絕大部分來自政府,街頭募捐的收入不過九牛一毛。同樣,在北歐,NGO的財政來源80-90% 來自政府;在美國,政府支付50%,另有30% 的收入 來自商業運營。這與人們傳統上的認知是有很大偏差的。

另外,個人捐贈中摻雜着目的不純、沽名釣譽者,而捐助平台無形中提高了捐助者的社會聲望,所以某些北歐國家是抵制以個人名義進行捐助的。我開篇提到的《潁州的孩子》就因爲片中突出了一個商業女性而遭到了很多人的反感。這種事在中國和國外都屢見不鮮。所以,我們一方面要鼓勵慈善,另一方面又不應過分依賴慈善而放棄政府自己的責任。我知道有些慈善組織希望成立慈善法,為捐助者提供更多優惠。西方國家因爲捐贈優惠而引發了各種漏稅問題,儅若在中國推行,後果不堪設想。 

Q:政府在慈善事業中應該如何定位?
A:可以借鑑香港的經驗,慈善團體提供服務,政府提供資金。

Q:您闡述了互聯網在中央決策中的重大作用,請問中國的社團是否是一個相對薄弱的環節?
A:世界範圍内曾經出現過社團革命(associational revolution),我也因此考量過中國的社團。据估算,中國的社團數目在200万到800万左右,25% 的中國人隸屬于至少一個社團。

社團最重要的“產品”是人的互動性 (social connection)。所以,最重要的社團不應該是環保、人權等與政治利益相關的團體,而是諸如詩社這種非政治團體。道理很簡單:在政治性的社團裏存在複雜的利益關係;而在那些非政治性團體裏,人更加平等,更容易學會平等相待,更容易用民主的章法來作決策。這種團體對合作習慣、民主態度的培養至關重要。

Q:慈善在中國遭遇的問題與國外不同:一是政府的出發點不是爲人民服務;二是老百姓的冷漠。您認爲在中國作NGO哪些微觀層面的事情是亟待解決的?
A:就教育而言,基礎教育應該完全義務。政府資源不足不應該成爲一個藉口。這些年中國政府在教育上的支出是以35% - 45% 的速度逐年遞增。

教育與醫療向來是最棘手的兩個問題,沒有一蹴而就的解決方案。其實,中國政府曾經在基礎教育和醫療衛生方面是做得比較好的。我認爲政府應該在這個問題上有擔當,擔負起主要責任,讓NGO去做錦上添花的事情,決不能本末倒置。


                                                                                                              二零零七年三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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